著作
1. 王德福：《中国式社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
摘要：本书基于全国20多个城市100多个社区的田野调查，对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社区治理主要议题做出了有力回应，提出了认识和理解中国式社区的初具体系的若干概念，是“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自觉实践。无论学术工作者还是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其他相关从业者等城市基层治理实践者，都能从书中获得富有冲击力的启发。
著作链接：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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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德福：《群众的时代：社会转型期的城市基层治理》 ，东方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
摘要：全书按照议题分为六个部分，分别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业主自治、城市治理、城乡交错、对话“新社群时代”。本书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社区治理的最新基层实践的呈现，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共同体、治理下沉等，二是提出了若干具有原创性的思考，如社区性公德、人格化自治、新社群生活等。如党建引领部分关注了近年来城市社区治理最重要的创新实践，探讨了基层党建如何与陌生人社会相融合，党建如何转化为治理绩效等问题；社区治理部分关注到城市基层若干重要治理现象和地方实践，比如治理下沉、三事分流、文明城市创建等，提出了社区性公德、人格化自治等重要的创新性思考；城乡交错部分则聚焦都市与乡村结合和过渡地带这一特殊社会地理空间的若干问题，探讨了城乡交错地带的治理特点，并对当前各地正在推进的郊区新城问题阐述了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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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1.贺雪峰：《 论城乡差异》 ，《文化与传播》2024年第1期。
摘要：缩小城乡差距首先要理解城乡差异。当前的中国城市与乡村是两套不同的系统。相对来说，城市是高度市场化的，农村则仍然保留了比较多的传统甚至自然经济成分。城乡关系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对基本矛盾，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城乡形态与环境不同，内在机制不同，具有不同的运行规律。在当前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阶段，必须尊重和利用城乡之间的不同机制与规律，以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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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翼鹏：《论毛泽东的社会学思想与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江海学刊》2024年第1期。
摘要：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被写入社会学史正传，是中国社会学建构自主知识的重要实践。由于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农村调查，与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研究、社会调查方法，在知识型态和理念上是相通相契的，所以社会学能够把毛泽东的这些成果引入自身的知识体系。由此，虽然毛泽东并未表现出生产社会学知识的主观自觉，但是他的声望权威及思想学说有助于社会学学科建设，于是社会学从自主知识建构的主体需要出发，主动将毛泽东及其思想学说“拿来”,从而既使社会学自身的社会分层研究和调查方法建设得到提升优化，也使毛泽东的阶级学说和调查思想得以社会学化。这种基于知识通契的自主“拿来”,使得社会学学科与毛泽东之间形成了实质性关联，也使我们将社会学家这一身份名号赋予毛泽东成为可能。澄清这一知识生产的学理逻辑，对于社会学援引学科外部知识，具有认识论意义。
全文链接：见《江海学刊》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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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谌骁：《自我与家庭：传统技艺实践中的女性文化表达——以鄂西利川地区酸菜技艺为例》 ，《民间文化论坛》2024年第1期。
摘要：根植于民众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实践囊括了诸多女性的经验和价值，是女性进行文化表达的重要凭借。在具体的技艺实践过程中，女性不仅以家庭成员日常生活需求的满足，实现以自我为中心的情感表达；还主导着家庭在乡土社区中社会关系的建构与维系，实现以家庭为核心的女性经营。个体自我表达与其所在家庭经营共同构成了女性关于自我主体性的文化表达，成为女性技艺实践的内在驱动力。鄂西利川地区酸菜技艺的田野考察表明，回归日常生活实践，容易发现传统技艺中的女性参与和贡献，她们积极地围绕个体自我与其所在家庭进行文化表达，丰富了传统技艺的社会性别意涵，推动了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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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显林：《驻村工作队在干什么——基于中部山区X贫困县的田野调查》 ，《公共管理评论》2024年第2期。
摘要：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国家以派驻工作队的形式向农村提供干部资源支持，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已形成常态化的驻村工作体制机制。调查发现，驻村工作队的工作内容纷繁复杂，具有面向科层行政体制系统和村庄社会治理的双重回应性特点，其工作大致可以总结为完成规定性工作任务、应对各类考核检查，以及回应村庄内部事务。客观而言，驻村工作队制度在基层实际运行过程中也产生了体制性形式主义、影响基层自组织治理秩序、国家公共性治理资源基层分配不公、基层驻村人员冗余、经济负担重等非预期后果。非预期后果产生的本质在于：在从精准扶贫向乡村振兴相衔接的政策转型背景下，基层依循从精准扶贫延续下来的驻村工作队治理贫困的传统制度路径以及考核治理思维惯性，其负外部效应导致了基层的不适应。该问题的解决需要从基层治理主体的本位立场出发，整体考虑基层对驻村工作队制度机制的实际承接能力，因地制宜、因时而变，不能“为了驻村而驻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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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贺雪峰：《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乡村振兴战略》 ，《广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服务和服从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总目标。目前，中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有着远比农村多的市场机会，越来越多农民进入城市寻求就业与获利机会，相当一部分进城农民在城市获得了稳定就业并在城市安居下来，他们是农民中的强势群体。还有一部分进城农民难以在城市安居，他们可能还要退守农村，这些可能退守农村的进城农民和缺少进城机会与能力的留守农民，是农民中的弱势群体。农民中的弱势群体需要农业就业与获利机会，需要农村社会体制保护。乡村振兴首先需要服务农民中的弱势群体，将尽可能多的农业就业与获利机会留给他们，并为他们建立基于村庄的社会保障体制。为农民提供保障的农村社会体制与城市市场体制的对冲与平衡，为中国式现代化总目标的实现提供基础条件。
全文链接：见《广东社会科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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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牟敏娜：《支付还是契约？农村彩礼支付实践的类型化研究》 ，《中国农村观察》2024年第2期。
摘要：本文构建“支付-契约”的双重分析框架，对中国农村地区彩礼支付实践展开类型化研究。研究发现：彩礼为“财”又为“礼”。前者体现为彩礼的支付属性，是婚姻市场彩礼“定价”的外显机制，代表婚姻竞争的激烈程度。彩礼的支付属性越强，对婚姻规则的冲击越大。后者体现为彩礼的契约属性，代表婚姻实践中的社会规范与婚姻合意，体现婚姻缔结的秩序。彩礼的契约属性越强，对婚姻缔结的积极作用越明显。彩礼的支付属性和契约属性并非排他关系，而是存在不同的组合。根据多地田野调查和“支付-契约”双重分析框架，本文概括出四种彩礼支付实践的类型：弱支付-弱契约、强支付-弱契约、强支付-强契约、弱支付-强契约。不同彩礼支付实践类型塑造了不同的婚姻形态。因此，治理高价彩礼现象要根据具体情况差异化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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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蔡磊、韦杨平：《文化生态、主体性与民族节日传承：葛亮屯花炮节》 ，《魅力中国》2024年第2期。
摘要：广西三江花炮节由粤籍商人传入，在主客互动和多民族文化融合中逐渐融入地方文化，形成了以竞技、庆典和信仰为中心的传统民族节日。葛亮屯花炮节因其对文化主体性的激发和文化生态的存续，较好地承继了花炮节传统，展示了传统节日生生不息的力量和地域社会的融合。
8.陈璐、桂华：《农村老年人自养秩序何以可能——基于就地养老视角的田野调查》 ，《中国农村观察》2024年第2期。
摘要：农村老年人自养秩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养老模式。既有研究主要从家庭转型和土地保障视角来理解农村老年人自养秩序，缺乏对农村老年人自养秩序的综合性和过程性考察。本文从就地养老的视角出发，建构“地方-社会性老化”的分析框架，基于湖北省沙洋县三坪村的田野调查，阐释农村老年人自养秩序何以可能。本文研究发现：其一，“地方”是农村老年人自养秩序的支持基础，包括经济维度、社会维度和文化维度，分别对应提供生活保障的农业生产、给予非正式支持的熟人关系和生成精神体验的家庭伦理与社区规范。其二，依托“地方”，农村老年人自养秩序呈现为从生产结构、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中渐进式退出的社会性老化过程。农村老年人自养秩序构成一种普遍且具有乡土特色的就地养老类型。鉴于此，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应以农村老年人自养秩序为优势基础，为之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和资源助力。
全文链接：见《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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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凯萨尔·喀斯木：《内生型农村养老服务实践路径研究——基于山西A县多家养老院的调研》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第3期。
摘要：内生型农村养老为老年人提供低成本照料服务，成为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有效实践。基于对山西省A县多家农村养老院的调研，全面了解内生型养老服务实践过程，探寻其可持续的实现机制。农村家庭发展目标扩大、乡村社会精英的多重目标追求、乡村社会内生资源的有效使用，使内生型养老服务得以产生。内生型养老机构依托多元化成本分摊机制、适配性服务供给机制和共识性风险控制机制，为农村普通老年人提供低成本、就地化、情感化养老服务，为农民家庭发展提供调适，实现农村养老的公共性形塑。地方政府需要在城乡差异视角下认识内生型养老服务，给予其更多的政策支持，重建乡村文明，确保内生型养老服务的持续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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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吕德文：《生活治理与国家治理新秩序》 ，《开放时代》2024年第3期。
摘要：当前，生活治理正以全新的姿态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生活革命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使得国家越来越注重安置人们的生活，国家治理进入了民众生活世界。生活治理是国家建构和社会变迁双向运动的结果，广泛存在于社会保护、乡村建设、移风易俗以及对特定人群和习惯的干预等四个领域。以基层组织和动员为核心，国家在民众日常生活领域建构了生活治理场景。生活治理具有历史延续性，通过合法性、反向制度化和政治统合机制，塑造了国家治理新秩序，也为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提供了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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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贺雪峰：《市场-社会二元体制模型与“三农”政策》 ，《开放时代》2024年第3期。
摘要：中国当前的城乡二元体制带有显著的市场-社会二元体制的特征，即城市是更加市场化的体制，农村却带有更多社会体制的特征。城市市场体制的优势是高度竞争从而推动产业快速迭代发展，缺点是高度竞争必然意味着市场失败和社会风险，因此就需要有与之匹配的社会体制来保障。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通过保留农村社会体制来吸纳市场体制带来的大部分风险，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或者优势。从社会体制的角度来看当前的“三农”政策，就会发现当前“三农”政策普遍存在就“三农”问题讨论解决“三农”出路的局限。只有站在中国现代化大局看“三农”问题，才能制定出正确的“三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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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刘畅：《纠纷调解实践中的法礼融合——基于“枫桥经验”的分析》 ，《社会科学研究》2024年第3期。
摘要：法律原则与乡土礼俗之间的冲突和张力受到较多关注，而两者之间相互融合的形态和方式不甚分明。枫桥经验由政府主导与民间主导结合形成的纠纷调解模式显示，法律与礼俗具有契合性之处得以强化，在维系特殊主义关系伦理的同时，也脱离特殊主义追求普遍主义公平的规则意识；两者形成递进式的融合模式，共同制御基于利益和情感的破坏性冲动。由此推动形成的个体秩序观念，是以法律规范为底线、以道德自我与伦理关系的实现为理想目标的双重复合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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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何盼：《私人治理：村庄治理弱公共性困境的产生与运转》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4年第3期。
摘要：私人治理是村庄治理弱公共性的重要表现和影响因素。通过北京三村调查发现，私人治理带来村庄治理公共性弱化，表现为治理主体集团化、治理目标私利化、治理手段去规则化。其中，京郊农村密集的外生利益、维稳导向的村庄定位和去政治化的生活面向构成其私人治理秩序的生成基础，在此基础上发生的治理责任伦理异化是私人治理生成的关键机制，而治理主体在实践过程中则遵循利益分配的实践逻辑。私人治理弱化了村庄治理公共性，如何重建村庄治理的公共性和规则性，是当前治理转型背景下亟需反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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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贺雪峰：《警惕制度软化：基层治理的危机》 ，《理论与改革》2024年第3期。
摘要：为完成上级任务，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基层治理就容易出现制度软化的问题。所谓制度软化，就是通过制度变通来完成上级任务或者筹措完成上级任务的资源。取消农业税前，乡村干部为完成税费收缴任务，出现了制度软化问题，其结果就是基层治理很快陷入混乱。在一些地方，各个部门为扩大部门利益，不仅向地方和基层布置大量中心工作任务，而且进行严格检查问责，基层为完成上级部门任务，在治理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也开始通过制度软化来筹措治理资源，应对上级高要求的中心任务，造成规范制度的瓦解，导致基层治理陷入困境。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是警惕部门利益无序扩张，保持部门相对消极的状态，为基层治理提供积极结合基层实践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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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桂华：《“代变”:透视乡村“断亲”现象》 ，《天府新论》2024年第3期。
摘要：“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学概念，从“代”中衍生出来的概念还包括“代际”“世代”“代沟”等。每一个时代都具有特定的结构，这些结构性力量塑造了个体性质，汇聚起来就形成了“代”。当社会处于快速变化时期，主导社会的结构性力量转变得特别快，代与代之间的差别就会变得特别大，“代沟”就会出现，代际冲突也会更加明显。而在一个相对静止的社会中，代与代之间更多是基于时间流逝所产生的自然更替，代与代的更替体现的是“再生产”，而非结构性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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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纪芳、褚明浩：《治理吸纳执法：乡镇行政执法何以运行——基于中部多个乡镇综合执法改革的经验考察》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摘要：近年来国家不断强调治理重心下移，行政执法权下沉是其重要表现。以执法下沉为目标的行政执法改革旨在通过行政执法权的属地化配置缓解乡镇治理权责失衡的困境，促进基层治理规范化。但实践中，乡镇行政执法形成“治理吸纳执法”的运行特征，即行政执法作为“条条”体制下的一种专业化事权呈现出“块块”主导的属地化运作，这源于乡村社会的弱执法需求以及伴随多中心工作而来的乡镇治权弱化。行政执法下沉客观上为乡镇提供了新的治理工具，但并未带来预期的执法效益，也没有根本改变乡镇治权不足的结构性困境。乡镇治理权力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基于乡镇治理情景，具体分析行政执法权的性质，才能正确理解行政执法权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定位以及行政执法改革对乡镇治理的意义。
全文链接：见《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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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杨华：《县域教育的兜底功能：社会基础与实现路径》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摘要：县域教育深嵌在县域社会之中，既要承担一般化的教育功能，还要回应县域社会独特的教育需求。由于县域社会主要是乡村社会，当前乡村社会从整体走向碎片、农民家庭从完整走向分割、隔代教育的社会功能不齐全、教育城镇化加剧乡村学校衰败等社会变迁，使得县域教育中家庭主体、社会主体缺位，导致一些重要的教育功能无法实现，使县乡的孩子们的权利受到侵害，给其成长带来不良影响。为此，县乡学校要对县乡孩子们的教育进行权利和责任兜底。要实现教育兜底功能，县域教育就要集中力量办好乡校、县中及县域职业学校要向多中心教育目标转型，以确保县乡的孩子们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通过县域教育走出县乡，成为有知识、懂规范、人格健全、适应社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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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徐炜、刘博维：《中国式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理论逻辑、模式转型与未来走向》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摘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政府施策“最后一公里”的社区迎来了发展变化新阶段，社区治理模式实现了社区参与主体主导的“由社区治理”到社会治理微观层面场域的“在社区治理”之转变。以“三社联动”为主要特征的“由社区治理”模式在社区发展新纪元中融合社区自主力量和社会力量，盘活社区社会资源的同时，也暴露出工作能力、承接能力等方面的现实短板。因此，在新时期需要发挥“在社区治理”为特征的社区治理多元素参与治理、精细化治理模式的场域作用，进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的未来走向。实现“由社区治理”向“在社区治理”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转型升级，需要以党建引领为根本保障、以人民为中心为基本遵循、以韧性社区治理共同体为最佳路径、以数智化治理技术为重要方式，不断完善人民性、现代性、社会性，走出符合中国特色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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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桂华、周晓蓉：《体系动员视角下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基于基层“中心工作泛化”现象的讨论》 ，《理论学刊》2024年第3期。
摘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互为表里，在责权不匹配的治理结构下，基层工作存在治理能力和治理资源的短缺问题。通过中心工作与常规工作的划分，基层在特定情况下动员全部资源去完成阶段性的重要工作，实现了基层治理体系的激活。随着国家治理下乡，越来越多的工作任务下沉到基层，使得基层治理出现了“中心工作泛化”现象，诸多的条线任务变成了中心工作，造成基层治理负担加重。在上级压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下，受困于人财物相对短缺的基层组织采取了超常规治理来应对工作任务，对基层资源进行高强度动员，打破了体系的常规运转机制，在完成阶段性工作的同时也造成了基层治理透支。超常规治理可完成短期性、阶段性工作，但是存在不可持续的问题，因此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要回归常规治理模式，切实做到为基层减负，实现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合理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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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吕德文：《“违规”空间与灰色秩序的生成——基于武汉城中村J村的个案研究》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4年第3期。
摘要：城中村是一个典型的“违规”空间，聚集了违章建筑、非正规经济和半正式治理，形成了与现代城市意象迥然不同的“非正规性”特质。“违规”空间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秩序。这一秩序并未脱离于既有的城市整体结构和法律秩序，而是在多元制度、多种行动主体和多个合法性资源的互动中，形成了介于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灰色秩序。灰色秩序常常表现为治理制度低度合法性背景下治理者和被治理者“默契互动”,它将治理过程视作一个开放、自由的过程，治理活动是一种艺术，是创造性的、适应性的，治理结果则是一种承认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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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伍麟：《形式规范与互惠合作:社区心理服务组织的差异化发展》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摘要：心理建设逐步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多心理服务人才加入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线工作，许多地方政府从功能创新视角积极引导心理服务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在此过程中，当地熟人型和外来输入型两类心理服务组织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行业风格和运行机制。由外来输入型人才主导的心理服务组织通常注重业务流程的形式规范、技术严谨和操作层级，但缺乏同当地更为紧密的社会联系，加上完成项目制任务的时间约束，难以利用更多机会去熟悉当地的市井生活，也不足以培育充分的地方情感，社区心理服务效果有时存在一定折扣。当地熟人型人才主导的心理服务组织虽然有待继续提高专业实力和干预成效，但这类组织更注重强化地方身份优势，善于发挥社区的熟悉价值，致力开展互惠合作，因此能够获得理想的社区心理服务效果。上述两类心理服务组织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也发挥着互补作用，合理利用其功能有助于提高社区心理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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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贺雪峰：《建立适老型农业农村制度》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摘要：当前“三农”政策和研究领域存在的一个问题，即“三农”政策目标与最需要农业农村就业获利机会的农民弱势群体不适配。农业农村不仅是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农民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村中老年农民的基本保障依托，而且是进城失败农民的最后退路。未来应当将适老型农业建设放在重点位置，通过建设适老型农业，将有限的农业农村获利机会留给数量庞大的农民弱势群体尤其是中老年农民。只有将最为弱势群体的农民问题解决好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才具有基础。“三农”政策目标不能简单地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中分解出来，也不应从强国目标中对标对表出来，而是要服从和服务于强国目标。也就是说，“三农”政策应当是积极的、主动的，而不是消极的、被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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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杨华：《婚姻挤出：县域体制内年轻女性婚配困难问题解析》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摘要：随着县域体制内大龄未婚女性数量的增多，县域体制内年轻女性的婚姻问题受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调查发现，与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婚配困难成因不同，县域体制内大龄未婚女性不是因为遭遇婚姻市场上女多男少的性别“挤压”而出现婚配困难问题，而是在狭窄的县域社会空间内和“男高女低”婚配规则支配下，由于她们的学历高、社会地位高、工作能力强、事业有成就，县域婚姻市场内能跟她们条件相匹配的适婚男性数量少，从而导致她们中有些人会被“挤出”社会正常婚姻轨道。县域婚姻市场中的“挤出”性结构包括性别挤出、体制挤出和空间挤出三个方面，挤出的是县域体制内大龄年轻女性，而非体制内男性或体制外女性。在县域婚姻“挤出”性结构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的前提下，体制内年轻女性要实现结婚意愿，就需要在年龄较轻、职务职级较低时确定婚恋对象，或者勇于破除“男高女低”婚配规则而在体制外寻找婚配对象，否则就需要走出县域参与广阔的全国婚姻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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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伍麟：《返乡新农人数字劳动的乡土情结与村庄实践》 ，《甘肃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
摘要：返乡新农人是新型职业农民的典型代表，他们开展的各类数字劳动体现了实现田园质感的身份认同、焕发数字乡村的蓬勃活力和追求乡土变迁的美好生活等多重情结，发挥出再造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核心作用，丰富了乡村振兴的村庄实践。从情感社会学的角度看，数字劳动的乡土情结所引领的村庄实践包括：乡土身份认同促进新农人回流故乡，承担赡养老人及哺育子代的家庭责任，强化村庄熟人社会的公共生活，活跃村庄的人际互动；建设数字乡村的政策红利促进新农人发挥乡村劳动热情，通过传播美丽乡村的短视频，参与网络平台的交易竞争，适应农产品与服务相对脆弱的市场风险，将经济活动同乡村振兴、农民富裕及时代文化相结合；激发新农人积极利用个人前途和家庭生计相结合的新机遇，拓展数字活动的积极参与，探索数字农业的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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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任亮亮：《举家务工：农民进城过程中生计模式的选择与形成——基于X城中村的田野调研》 ，《江汉学术》2024年第3期。
摘要：实现家庭化迁移是发展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关键。举家务工作为农民家庭城镇化的一种生计模式，是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越来越低的情况下对“半工半耕”生计模式进一步优化的结果，属于农民家庭面对城镇化压力的自我调适，它以具有绵延性和伸缩性的家为单位，以家庭资源的代际整合为方式，以城中村为根基，以城市为目标，通过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来实现家庭体面进城。基于X城中村的调研发现，城中村为农民家庭提供了充沛的就业机会、低成本的生活空间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举家务工型农民群体作为能动主体追求家庭完整的城镇化，从而与城中村作为城乡之间减压阀和中转站的功能相匹配。举家务工是农民家庭渐进性推进城镇化的实践选择，其形成得益于社区支持的城乡联结机制、一家多制的家庭再生产机制和复合资本的资源积累机制的作用发挥。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举家务工作为农民家庭劳动力配置和能动性充分展现的一种城镇化实践，也面临着多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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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贺雪峰：《基层乡村治理中的责任共同体——从“上面千条线”到“上面千把刀”》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摘要：分田到户以来的农村基层治理大致可以划分为取消农业税前、取消农业税后至十八大前和十八大以来三个阶段。取消农业税前，乡村治理任务较为单一，在单一中心任务难以完成时，上级政府考核压力容易形成“乡村利益共同体”。十八大以来，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大幅度增加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各部门借资源下乡实现了部门权力的下乡，形成基层治理多中心的格局。站在基层治理角度，之前作为工作协商沟通机制的“上面千条线”,转变成为工作督察问责机制的“上面千把刀”。面临巨大的考核压力，基层形成了不同于过去“乡村利益共同体”的“乡村责任共同体”,导致的结果是基层治理陷入空转，形式主义猖獗。解决当前基层治理问题的关键在于，限制部门条线权力，为基层治理留下自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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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王波：《“组强村弱”结构下的征地博弈及启示——基于赣西H村的考察》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摘要：延续既有征地研究中利益博弈的视角，研究发现“村庄治理结构”是影响征地博弈样态的独立因素。区别于将行政村默认为利益博弈中的村级主体，研究关注“组强村弱”治理结构下小组作为博弈主体的征地实践。基于赣西H村的实证分析发现，“组弱村强”治理结构的产生与村庄分布形态、宗族认同和土地集体所有等因素有关。它对征地博弈的影响在于：对外博弈中，小组因一致行动能力而具备更强的议价能力；在组内博弈中，小组具备排除行政能力干预、自主决定利益分配的空间，这种宽松的环境加剧了利益分化的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的双层博弈导致村庄公共利益消失、村庄认同弱化以及村庄矛盾激化等一系列后果，动摇了村社共同体的根基，由此产生的纠纷矛盾对基层治理能力提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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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伍麟：《心理服务数字平台的结构优势与价值实现》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摘要：中国各级政府顺应数字化时代的要求，利用数字技术积极探索促进和优化国民心理健康服务，非面对面在线互动心理援助越来越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常见方式。心理服务数字平台信息沟通呈现出从对话信息向计算信息、从个体信息向群体信息、从自愿信息向广域介入、从距离存在向无缝融合转变等特点，提供了心理健康信息宣传、援助途径、权益保护等利民资源，构成国家民生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心理服务数字平台的运行基础涵盖公权力的技术授权、技术工具的合理使用、数字权力的安全保障等方面，需要从运作模式、组织促进、数字正义、算法误差等角度逐步提升系统功能，从而使平台成为社会生活的公共场域，发挥出拉近个体与国家之间物理及心理距离、强联结的情感支持及资源有效输送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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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杨华：《制造流动预期：城乡二元结构下乡村教师激励机制构建》 ，《湖湘论坛》2024年第4期。
摘要：县域教育面临城乡二元结构的诸多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乡村教师有着强烈的向城区学校流动的需求。那么，要对乡村教师进行有效激励，除了要在政策和待遇上向乡村教师倾斜外，关键是要主动回应乡村教师的流动需求。县级教育部门通过制定规章制度，规范乡村教师向城区学校流动的方向、规模、速度、条件、规则和程序，形成乡村教师流动的制度预期。流动预期给予了乡村教师群体较大激励，使他们对未来有期待和盼头，从而在工作中努力增强流动的竞争力，营造了乡村教师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乡村教师有序流动没有破坏城乡教师的均衡结构和乡村学校合理的师资结构，反而给乡村学校增添了新鲜血液，激活了教师群体，促进了年轻教师成长，形成了相对良性的教育教学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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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陈洁梅、林曾：《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4年第4期。
摘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和有力举措，也是驱动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关键引擎。以中国30个省份为样本数据，将研究时间设置为2010—2021年，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驱动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且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该结果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高水平农业劳动生产率地区、高信息化程度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驱动效应最为显著。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通过加快农村三产融合步伐、提高技术创新效率，助力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且经中介效应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稳健。基于此，提出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布局、深度激发农村三产融合内生动力、因地制宜实施区域差异化战略的政策建议，以期对实现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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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慈勤英、袁瑜：《生成治理共同体:公共文化服务的优化路径》 ，《图书馆论坛》2024年第4期。
摘要：更多深化多元治理促进公共文化场所的保护与发展是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文章以质性研究方法对四川省文庙、龙神祠公共文化服务展开调查,发现存在因政府单一依赖、分散治理带来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足等状况,提出通过高校领办、政府负责、社会组织参与形成制度化的治理共同体是有效解决途径。为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三方通过目标整合激发治理动能、责任分配整合治理资源、制度约定规范治理行为,形成目标、行动、利益共同体,激活多元力量的参与效能感,激发场所发展内生动力。这种多元治理模式表明,以协商、信任凝聚多元参与利益,以善治、多元互嵌重塑治理结构,以赋权、赋能和制度保障拓展社会组织参与渠道是优化公共文化服务多元治理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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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王德福：《轻社交与浅缘社会：新生代青年的社交转型及其社会后果》 ，《中国青年研究》2024年第5期。
摘要：青年的社交转型正在呈现“轻社交”样态，表现为社交体验轻松化、社交关系简单化和社交意义单纯化。社交转型是社交能力相对下降和社交需求休闲化共同塑造的结果。社交能力相对下降，表现为社交意识不平衡和社交技巧掌握不足，其原因是关系结构简单化造成的社会化不充分。社交需求休闲化，表现为精神休憩成为社交主导性目标，这是功绩社会里保卫生活的结果。轻社交转型并不一定产生“无缘社会”的后果，而更可能催生“浅缘社会”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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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刘燕舞：《东西差异：理解农村婚配难题的区域挤压视角》 ，《理论月刊》2024年第5期。
摘要：在东西差异下，基于东西部农村同样的经济分化和社会分层机制，透过婚姻消费的微观作用，这既包括直接的结婚时的消费，以及间接的对婚后生活如子女教育等预期消费的提前兑现尤其是商品房购买的需求上，不同层级之间形成了激烈的婚姻竞争。东中西区域内部以村域、镇域乃至县域为基础的本地婚，在当地的婚姻匹配的竞争下，基于传统男高女低的婚姻匹配的梯度原则，从逻辑结构上本应均出现中层多大龄未婚女性而下层多大龄未婚男性的现象。然而，在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开放后，东中西区域之间的层级结构是被打通的，劳动力资源和婚姻资源均自西向东不对称流动，从而形成了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区域挤压。最终，中西部地区的中上层女性可以与东部地区的中下层男性发生婚姻匹配，从而东部地区中层大龄未婚女性较多，而中西部地区农村底层的大龄未婚男性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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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任亮亮：《城乡两栖：返乡青年的生产生活实践及其形成基础——基于中部地区B镇的调研》 ，《兰州学刊》2024年第5期。
摘要：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兼具城乡特质的“城乡两栖者”无疑成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人力资源。对中部地区B镇返乡青年的调研发现，他们以城乡两栖的方式展开生产生活实践。在外经商者、毕业学生和宝妈群体都属于农村青年精英，他们的流动轨迹呈现出节点性返乡、发展性返乡特征。既存的城乡结构塑造了他们的流动发生，一方面是乡村内部的土地规模化发展、治理行政化导向和产业链向下延伸吸引他们回嵌乡土，另一方面是县城作为教育资源集中地、婚备竞赛目标地和价值体验获取地吸引他们进城定居。这种城乡两栖的实践是他们在乡村振兴战略下自发的行动，有一家多制的家庭生计模式和城乡一体的社会认同基础。从实践来看，返乡青年推动了城乡之间流动的个体与家庭的产生，有利于解决乡村振兴中村落终结的问题，也是城乡融合总体背景下人的城镇化战略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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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李向振、李顺：《狂欢、景观和乡愁:现代日常生活语境中传统节日的多重价值》 ，《民间文化论坛 》2024年第6期。
摘要：传统节日的价值是多元化的,同时多元化价值正是传统节日得以延续的根本动力。借鉴“内价值”和“外价值”这一对学术概念,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传统节日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并从本体性、社会性和建构性等方面,探讨现代社会中传统节日的多重价值呈现问题。就本体性而言,传统节日是日常生活的非常化实践;就社会性而言,传统节日的生存之道是拥抱现代社会;就建构性而言,饱受现代性困扰的人们制造并将传统节日视为乡愁的寓所。将传统节日置于现代日常生活语境中加以考量,是揭示传统节日所蕴含的多重价值及其背后承载的社会意义和民众需求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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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蔡磊：《传统岁时节日问候考——从“清明节快乐”说起》 ，《炎黄地理》2024年第6期。
摘要：清明节在其发展历程中融入了寒食和上巳等节日元素,兼有肃穆和欢愉的氛围。对能否说“清明节快乐”的争议反映了传统岁时节日认知的古今差异。从源流来说,传统岁时节日问候是一个内涵丰富、主题多样、场景具体的礼仪体系,非一句“节日快乐”所能涵盖。
37.王波：《政策激活自治：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的实践路径——以人居环境整治为例》 ，《决策与信息》2024年第6期。
摘要：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一些村庄在政策的牵引下，动员村庄精英和普通村民积极参与公共品供给的民主实践，从而激活了村庄潜在的治理能力，实现了公共品的有效供给。这种现象可称之为“政策激活自治”。公共品供给政策的灵活性、以村干部为核心的组织动员能力以及以小组为单位的内生性治理能力构成了政策激活自治的政策、组织和社会基础。基于公共品分类的视角可发现，政策的牵引效应主要作用于与农民关系紧密、投入较少的建设项目上，而对与农民关系松散、投入较多的公共项目作用有限。政策激活自治的存在，启发我们在公共品供给中掌握政策统一性和灵活性的平衡，区分不同项目与农民的利益链接，通过适当的政策激发村民参与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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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陈璐：《村社本位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运作机制及实践效益——基于河南省居家养老服务“戴畈模式”的案例分析》 ，《农村经济》2024年第6期。
摘要：探索适宜农村的居家养老服务是完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必经之路，关乎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实现。本文从村社本位视角出发，基于河南省居家养老服务“戴畈模式”的案例分析，探讨村社本位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运作机制和实践效益。研究发现，村社本位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运作机制在于激活村社集体统筹、动员富余劳动力参与、援引熟人社会资源和强化家庭伦理保障。同时，村社本位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产生支持老年人就地养老的个体效益，增加村庄社会资本的社会效益和促进乡村治理有效的治理效益等多重实践效益。村社本位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是“依靠村社”和“为了村社”的有机统一。村社本位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具有低成本、高效益、可持续的特点，对于欠发达地区农村居家养老服务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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