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
1.贺雪峰：《乡村的视角》 ，中央党校出版集团大有书局，2024年1月出版。
摘要：本书共分为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城乡差距和城乡差异、全国市场和区域差异、县域经济、乡村养老五个部分，并就“三农”工作的现状、遇到的问题及未来规划做了深入解读，旨在从田野调查中理解中国乡村，照见中国农民的现实、困境和梦想，有助于推进对当前“三农”政策的认识，深化乡村振兴实践。
著作链接：见《大有书局》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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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1.杨华、张丹丹：《“经营创新”:县乡关系转型中的乡镇政府行为研究》 ，《政治学研究》 2024年第1期。
摘要：科层组织天生具有惰性，难以采纳新的程序或模式，但是当前中国乡镇政府却存在大量的创新行为。在对乡镇政府“经营创新”行为的深度调查基础上，本文对乡镇政府创新的主要类型、动力机制和制度环境进行了论述和分析。乡镇政府创新主要有治理型创新、政策型创新和政治型创新三种类型。其中，任务导向的政策型创新和政绩导向的政治型创新是乡镇政府“经营创新”的主要方向，它们在推动乡镇工作、激发基层治理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较严重的形式主义，挤压了需求导向的治理型创新空间。乡镇政府经营创新行为的动力机制包括合法性-趋同性机制、效率-压力性机制和政绩-竞争性机制，当前县乡关系转型是乡镇经营创新行为制度化的制度环境。本文的分析符合制度理论关于科层组织创新需要叠加等级和规则、注入特别激励的命题，有助于推进相关理论研究和对乡镇政府行为的理解。
全文链接：见《政治学研究杂志》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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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燕舞：《群体错位、文化失调与农村男性婚配困难问题分析——以凼村为例
》 ，《民俗研究》 2024年第1期。
摘要：除与非民族地区村庄劣势累积型男性婚配困难趋同外，凼村群体错位型男性婚配困难分布则是民族地区村庄更加突出的经验悖象。从出生世代分布看，群体错位型婚配困难男性主要出生在1980年以后，于2010年前后进入婚配困难期。社会文化变迁是民族地区村庄男性婚配困难问题的重要形成机理，它表现在女性早婚文化延续与男性婚龄延迟的张力、本地婚姻偏好文化与跨地域婚姻流动的非对称性挤压、有限代际责任文化与个体生活享受文化合力形成的家庭经济资源低积累等多个方面。当这些方面与外在于民族地区村庄的多维现代文化接触和碰撞后，无论是在代际层面还是在代内层面所产生的文化失调，都造成了民族地区群体错位型男性婚配的困难。
全文链接：见《民俗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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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夏冬、夏柱智：《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的类型界定与治理效应》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24年第1期。
摘要：治理有效是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核心，以中部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分析集体经济的发展特征、路径与治理效应，建立“集体经济-有效治理”的分析框架。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各项举措支持下，中国中部农村集体经济经历了快速发展，形成了具有小规模却相对稳定的兜底型集体经济，这也是一种新型集体经济。兜底型集体经济适应中西部乡村发展的现实，具有促进村庄有效治理的积极效应，具体表现为促进了村级组织稳定运转、维持小微公共品有序供给、为留守农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等。提出中国应立足于中西部集体经济发展现实，避免集体经济发展实践中盲目“经营村庄”的实践误区，分类推进集体经济发展，加强村社集体统筹能力建设，以实现村庄有效治理。
全文链接：见《北京工业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https://journal.bjut.edu.cn/bjgydxxbskb/article/doi/10.12120/bjutskxb202401062
4.李玉霞：《借势赋能：地方政府运动式政策执行与公共治理困境一以鄂东H县为例》 ，《农业经济问题》 2024年第1期。
摘要：乡村振兴背景下，政策执行面临多中心工作、顶格目标管理、考核标准严格等强制度约束。基于鄂东H县的乡村振兴案例叙事，研究发现为突破制度刚性约束，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确立运动式执行模式为常规政策执行增势赋能，并通过“一把手挂帅”的强政治动员、跨科层的组织赋能与整合、权力下放的主体性激活等手段，促使常规工作搭乘运动式治理便车，阶段性解决与应对乡村振兴发展中的治理之困，实现地方政府治理理性与政策执行有效性之间的平衡。但其被广泛使用易造成基层政权行政化、自利性，政策目标替代，农民去主体化、边缘化等困境。长远来看，运动式治理有待于通过“确权”与“确责”等形式完善政府职责体系，保留合理政策调试空间，进而实现政策执行与治理能力提升的双赢。
全文链接：见《农业经济问题》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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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桂华、邹蓉：《论发展不平衡视野下的乡村建设行动——兼议乡村转型的两种类型》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1期。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转型过程与社会发展的整体形态紧密相关。改革开放后乡村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农村人财物纳入到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中配置，乡村在消除贫困的同时出现了发展不平衡问题。我国东部地区率先启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获得了优势积累，形成了城市经济带动的乡村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人财物大量流出，乡村不断收缩。由此，我国乡村现代化变迁过程中出现了中西部地区“收缩型”与东部地区“扩张型”两种基本形态。这种现代化不均衡格局及其带来的乡村转型地区差异，要求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设行动必须在做到因地制宜的同时，将乡村建设放在城乡关系动态演变这一框架下规划，在行动策略上将不平衡现状当作机遇，利用好城乡二元条件，努力推动发展并实现更高水平的平衡，为进一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作准备。
全文链接：见《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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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桂晓伟：《以“三治融合”促进基层治理：基于村庄社会差异的分析》 ，《甘肃社会科学》 2024年第1期。
摘要：完善基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然而，近年来伴随着资源下乡和规范下乡，乡村治理却出现了一些效能低下和形式主义的问题。对此，应该充分重视乡村区域差异和村庄事务类型差异，厘清阻碍基层治理有效的现实因素；深入分析基层治理的历史演变过程，挖掘兼顾规范治理和简约治理的理论资源。基于上述分析，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在理解乡村社会治理基础、兼顾规范治理和简约治理优势上具有重要意义。在三治之中，自治是建立村庄内生秩序并整合村庄内外资源的基本前提，法治是界定不同类型的村庄治理边界并优化相应问责容错机制的制度保障，德治是激发群众参与治理的主体性并有效运用各种治理手段的价值导向。三者的良性互动为优化资源下乡、完善基层治理、克服形式主义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路径，从而为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全文链接：见《甘肃社会科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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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纪芳：《乡村振兴背景下透支型发展的逻辑与风险》 ，《地方治理研究》 2024年第1期。
摘要：乡村振兴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应坚持可持续性发展思维。一些地方政府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通过运动式治理推进乡村“强富美”建设,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但在有限财政约束下,地方政府难以通过制度化方式承担高标准乡村建设的成本,负债建设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应对策略,由此形成乡村振兴中的透支型发展模式。对地方政府而言,透支型发展的优势不仅在于可以弥补资金不足,更在于可以扩大地方政府的制度外行动空间,其行为背后的深层次逻辑体现为地方政绩以及市场化导向乡村发展的双重逻辑。作为地方政府的策略性发展行为,透支型发展隐含着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乡村发展悬浮、乡村社会管理成本增加等风险。应警惕地方政府主导下的乡村振兴透支型发展策略取向,回归乡村振兴的战略定位,稳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
全文链接：见《地方治理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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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徐炜、刘博维：《社区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社会动员研究》 ，《求实》 2024第1期。
摘要：社会动员是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随着社会发展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逐渐增强,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基层治理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发挥社会动员的独特优势,积极引导社区居民以适当的方式参与社区治理,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当前,在社区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过程中,社会动员行动范式表现出分类精细化、机制结构化、逻辑明晰化等鲜明特征,在利益选择、社区资源、归属感、社会力量等方面面临动员困境。亟待通过社会动员理念重塑、社会动员共同体构建、社会动员技术更新、社会动员资源整合和社会动员抗逆力提升等,提高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社会动员效率,同时,准确把握社会动员的适度边界,实现居民参与基层治理与社会动员在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价值。
全文链接：见《求实》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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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贺雪峰：《论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2.0版》 ，《理论月刊》 2024年第1期。
摘要：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正在快速推进，最重要的表现是从简约治理到科层治理的转型，基层治理主要是完成自上而下的标准化的国家任务。中国农村地域广大、情况复杂，不同地区、不同农村以及不同农民需求不同，自上而下的刚性要求与自下而上的特殊情况难以对接，基层治理中出现了普遍的形式主义和高治理成本，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治理无效。这样一种基层治理现代化可以称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1.0版，其问题是基层治理体系正规完整却缺少灵活性，村民的真实需求得不到有效表达，村民主体性丧失。基层治理现代化2.0版在保持基层治理体系正规完整的前提下，重点转向动员村民参与村级治理事务，通过村民自身的努力来建设他们的美好生活。基层治理现代化2.0版的核心是应对非标准的只能靠村庄内部高度动员才能解决的复杂事务。
全文链接：见《理论月刊》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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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吕德文：《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基层调查研究》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年第1期。
摘要：作为一种“循证”治理术，基层调查研究是现代国家发现、了解和建构基层的过程。基层政权建立后，国家治理在基层社会展开，基层社会和基层政治逐渐合流，塑造了具有特殊内涵的“基层”概念，吸引了诸多学科开展基层调查研究。基层调查研究主要从人群、机构和议题三个路径开展，通常采用田野调查方法，其调查对象是可达的，调查场域是可嵌入的，调查研究的事件和成果是可理解的。基层调查研究通过体验和共情、观察和分析以及主客观的融合，实现可达和可理解目标。当前，我国基层的图景有待进一步廓清，迫切需要大兴调查研究。
全文链接：见《学术前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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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龙斧、李玉霞：《差异化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适应性供给》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1期。
摘要：当前，我国城市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现象严重，城市养老服务的供给压力随之越来越大。基于适应性供给研究视角发现，在城市化水平、社区治理能力、社区区位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社区资源禀赋及其形塑的社区支持体系差异化程度不断扩大,这就要求城市社区养老服务开展分类式、针对性供给。研究通过对武汉城市社区的调研，以适应性供给为视角，发现新开发商品房社区适宜以市场化为导向走“企业+养老”服务供给模式；后单位制社区适宜依托内生力量发展社会性互助养老；棚改、村转居社区应注重政府行政力量的介入，优先解决老年人基础性公共福利及养老公共服务，满足老年人群体多元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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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杨丽新：《竞争性适配：县域项目资源下乡的运作机理与路径探索》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摘要：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实现对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成为重要的社会议题。作为一种制度内自上而下供给方式的项目制，在基层运转的过程中呈现“去竞争性”的运作特征，引发供需错配、民众认可度不高等诸多实践困境。湖南省长沙市C县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通过构建项目运作的自主空间、民主化的平台建设、嵌入性的资源输入，促进了项目资源、群众需求、村庄发展的一体化发展，探索出以县域为统筹单位的竞争性适配的公共品供给模式。研究发现竞争性适配的公共品供给模式通过县域的自主性统筹、民主化的项目运作、合法化的项目激励，保障了项目下乡过程中村庄的主体性、干部的积极性、群众的参与性，产生出推动村庄公共品有效供给的项目效能和集体性再生产的治理效能。其所彰显出来的对分散的项目资源进行类别化和在地化的整合、建立合理的项目运作统筹层级、强化项目落地中的竞争机制与民主制度建设等先进经验，对项目制的基层运作、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基层善治都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全文链接：见《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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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伍麟：《社会心理服务数字平台的现代化建构》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第1期。
摘要：现代化的社会心理服务数字平台能够重塑社会治理的对接通道，体现出“平台吸引用户、痕迹成为素材、数据导向服务”的新模式，为社会情感及资源的输送确立合适的目标。心理专业组织利用其优势通过平台识别和干预服务对象，为国家收集呈报有价值的社情民意，辅助行政部门调控网络空间的舆论导向，营造积极平和的心态氛围，安抚特殊群体的心理感受，引导个体具备保持心理区间稳定的基本能力。心理服务使用的技术算法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传递命运共情、情感关切、价值正义等基础理念，保障人民的根本权益。社会心理服务数字平台进行科学有效的情感治理时，需要重视平台运行的数字正义、平台服务的算法规则、平台计算的信息安全等方面的风险与优化，从而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体现出面向人民性的社会治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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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崔应令：《结构、文化与历史一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基础》 ，《贵州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三个认知基础：第一，在结构上，各民族是包容差异的开放共同体结构，是多元一体，各民族关系是平等的、是联系性的。第二，语言相通和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标识与重点，统一的语言文字是文化认同的社会和历史基础，思想界和学术界的理论自觉是文化认同的思想和精神来源；全国性文化的一体与地方文化的多元并存。第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过程性，不仅文化认同经历了历史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本身也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的历史演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制度上要坚持上下一体、东西协作、部门联合、统筹安排，在文化建设上要坚持各民族互鉴、古今互鉴、中外互鉴；在具体工作中要有信心、耐心和灵活性，在思想观念上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包容性、自觉性和过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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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桂华：《论强国家能力向基层治理效能转化——以乡村治理国家化实践逻辑为视角》 ，《学术论坛》 第1期。
摘要：以解决“三农”问题为核心的乡村工作既要完成自上而下的工作任务，也要广泛接触并动员群众，乡村治理既具有国家属性也具有基层属性。我国部分地方改革社会治理体系、推动技术手段运用，在强化国家治理下沉的同时，出现了基层治理自主性弱化的问题。在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背景下，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关键是将强国家治理能力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积极的“三农”政策构成了乡村善治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要立足“三农”工作的基层性、复杂性和地区差异，善于利用惠农政策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做到政策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兼顾，进而实现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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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罗茜：《人在心不在：农村初中生隐性辍学类型与生成机制》 ，《基础教育》2024年第1期。
摘要：在党和政府积极推进“控辍保学”政策背景下，我国“普九”完成率实现历史跨越。但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地区初中生隐性辍学现象变得普遍，并成为阻碍乡村教育发展的不容忽视力量。本研究基于对中部某省G镇初中的深度调研和访谈，发现隐性辍学生们对“教育改变命运”话语产生动摇，生成“读书无用”和“读书无望”两种教育观念，这导致不同观念类型的学生在消磨大量在校时间中陷入隐性辍学状态。去教育竞争的父母、排斥希望的学校以及享乐正义的同辈群体等多重因素使上述两类消极教育观念不断再生产，并使农村学生陷入发展困境。因此，推动乡村教育发展不仅需要投入资源改善乡村教育质量，更要引导和重塑农村学生的积极教育观念，帮助他们建立学习信念，减少隐性辍学，实现学生主体性和外在教育环境的双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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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贺雪峰、桂华：《从乡村全面振兴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之路——贺雪峰教授访谈》 ，《学术评论》2024年第1期。
摘要：桂华（以下简称“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乡村振兴战略构成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理论界和政策界都十分关注这个问题。您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讨论，主要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可否结合您的最新著作《乡村的视角——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若干问题解读》（中央党校出版集团大有书局2024年版）（以下简称《乡村的视角》）分享一下您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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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贺雪峰：《村级治理现代化与治理有效》 ，《社会科学文摘》 2024年第2期。
摘要：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资源下乡，国家不再从农村汲取资源，国家不放心村级组织，为村级组织制定了比较具体的行为规范与标准，要对村级组织进行比较严密的监督，从而将村级治理纳入自上而下的国家行政体系的闭环：村级治理任务由上级布置，工作由上级考核，待遇由上级发放，治理资源由上级配备。为了更好地对村级治理进行考核，以及更好地监督村级治理，上级就会为村级治理提供标准、规范与程序，就会介入村级治理的细节问题。村级治理也就必须程序规范、办事留痕。
全文链接：见《社会科学文摘》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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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凯萨尔·喀斯木：《工业化差异视角下的农村婚配秩序研究——基于浙东S、Q两村的经验比较》 ，《天府新论》2024年第2期。
摘要：农村婚配问题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采用实地研究方法，在区域差异视角下对浙东不同工业化程度的地区进行考察，发现工业化核心地带和工业化边缘地带农村婚配秩序存在差异。在工业化核心地带的乡村，形成经济社会互嵌的社会经济结构，在本地工业整合作用下形成本地婚姻，就地城镇化会降低婚姻成本，完整的社会结构会提升婚姻稳定性，最终实现本地婚姻资源的高度适配。在工业化边缘地带的乡村，经济活动脱嵌于村庄社会，异地工业化的性别区隔推动本地婚姻圈的破裂，形成多样化的婚姻模式，县城城镇化推动婚姻成本上涨，瓦解的村庄结构和“无主体熟人社会”无法调解婚姻危机，婚姻稳定性较差，本地婚姻资源配置出现结构性失衡。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形成不同的婚配秩序，其背后是区域经济结构与乡村社会结构的差异。工业化差异为农村婚配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是研究经济活动对村庄社会、婚姻生活秩序影响的新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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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史源渊：《基层督查泛化问题的生成逻辑及化解路径——基于“府际激励”的分析视角》 ，《咨询与决策》2024年第1期。
摘要：“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政府督查在推进基层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前基层督查出现了泛化的趋势，表现在督查主体扩大化、督查事项全覆盖化、过度依赖督查机制推进工作等方面。基层督查泛化问题的生成逻辑是传统正激励的效果式微，府际激励转向“以督促办”的负激励方式。当政府过度依靠督查的府际激励方式，会产生以下影响：基层督查泛化，督查成为基层主要工作造成对常规工作的挤压；形成督查悖论，上级越监督、基层越不愿意推进工作，基层干部产生“不督不办”的办事心态，基层治理效能降低。因此，政府应探索新的府际激励方式，改变“以督促办”的单一化激励方式，加强基层治理的活力与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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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王德福：《组织催化合作：业主自治的实现路径》 ， 《江汉论坛》2024第2期。
摘要：伴随着住房制度改革，业主自治给城市社区治理带来了重大挑战，其效果直接关系居民生活质量和社会秩序稳定。业主自治本质上是业主通过合作实现小区公共事务治理的过程，其实践却陷入多重困境之中。业主构成的陌生人社会，无法内生出有效的选择性激励，反而易出现社会激励的严重不对称，这是业主自发合作难以达成的内在根由。破解业主自治困境，最现实的路径是发挥社区基层组织的催化作用。通过组织催化合作，可望实现基层组织对业主自治事务的有限介入和有效支持，最终激活业主的主体性，促成业主自治的有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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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杨华：《农村高额彩礼形成的社会机制研究》 ，《妇女研究论丛》2024年第2期。
摘要：高额彩礼在农村的滋生、蔓延和不断攀升，已给农民家庭、农村社会及乡村治理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要对高额彩礼问题展开治理，首先要弄清楚生成和形塑高额彩礼的社会机制机理。本文研究发现，高额彩礼形成的社会机制主要包括婚姻挤压机制、彩礼属性机制、彩礼归属机制、代际责任机制、婚姻市场机制五大机制。高额彩礼形成的基本逻辑是：农村婚姻挤压越严重，适婚男性需要支付的彩礼数额就越高；在彩礼支付属性越强的地方，彩礼的要价行为就越可能被认可和效仿；彩礼最终流向新婚小家庭，进一步提升了女方家庭的婚姻要价能力；在父代对子代婚姻责任强的地方，女方要价既有着力点，又能往高里要；婚姻市场机制决定了对本地婚姻市场依赖度越高的地方，“天价彩礼”就越可能出现。要治理高额彩礼问题，须在全社会倡导婚俗节俭，反对婚姻彩礼的无序攀比，旗帜鲜明地抵制极端婚姻行为和婚姻不道德行为，促进家庭和谐建设，形成积极健康的社会风情风貌。
全文链接：见《妇女研究论丛》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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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贺雪峰：《县域城市化与农民的处境》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摘要：中国现代化之所以可以保持稳定，一个关键原因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农民仍然保留了传统纽带，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当前城市化进入新的阶段，国家积极城市化战略，到地方很容易变成激进城市化实践，尤其是中部地区，包括农民和农村在内的所有要素都被深度卷入到城市化和市场体系，可能导致中国原本存在的社会结构弹性的丧失。在全国越来越深度市场化的情况下，保留农村部分非市场要素，与城市化、市场化形成对冲、对抗和平衡，是中国现代化得以顺利演进的基本条件。
全文链接：见《中南民大学报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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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夏柱智：《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效应和问题:东部D镇例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2024第2期。
摘要：宅基地改革是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关系到保障农户基本居住条件的社会公正,深化改革需要审慎稳妥。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有多样化的路径,分散在宅基地初始取得、利用及转让退出环节。产权经济学从强化宅基地财产属性出发着力构建宅基地市场体系,宅基地初始取得的市场化是宅基地初始取得的有偿使用的独特类型,仅在少数地区得到持续探索。本文基于对我国东部地区一个发达工业镇的村庄调研,发现在宅基地财产属性凸显的背景下,宅基地的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集体经济发展、促进乡村建设,实现宅基地作为集体土地资源的价值,但在运行过程中容易形成社会排斥问题,违背社会公正原则,损害普通农民的民生保障。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探索分置宅基地的“资格权”和“使用权”,但是在地方实践中,“资格权”并不能解决宅基地的财产性和保障性的矛盾,需要深入辨析。建议在坚持宅基地福利性配置原则的前提下,审视宅基地改革和农民利益及乡村建设的制度关联。
全文链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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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李向振：《明初洪武礼制改革的内在动力及实践策略探析》 ，《民俗研究》2024年第2期。
摘要：朱元璋建立明政权之初，在意识形态和权力实践领域面对的最大挑战来自读书人，既包括“士大夫性”读书人，也包括“庶民性”读书人。因此，洪武礼制改革的首要目的是借此重塑国家正统性和合法性，以期获得读书人对新生政权的支持。此外，两宋时期以读书人为主体的士绅阶层已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势力，洪武礼制改革也可以视为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争夺权势的手段和策略。明初洪武礼制改革，开启了王朝国家走向民间社会的新局面，亦成为明中后期礼俗互动机制和礼教社会形成的政治渊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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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慈勤英：《退休再就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的现状与对策》 ，《人民论坛》2024年第3期。
摘要：退休人员再就业不仅能补充劳动力、产出经济效益，而且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有利于推动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当前，退休再就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工伤、辞退、最低工资标准等存在制度碎片化等问题。为此，应加强退休制度与再就业制度的衔接和配套，制定出台鼓励老年人就业、再就业的支持政策，为退休人员再就业创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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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严红：《农村内生式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的实践逻辑研究》 ，《农业经济问题》2024年第3期。
摘要：农村内生式互助养老模式是推动互助养老实现可持续发展，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有效实践。基于实践经验，结合内生发展理论，对恩施X乡“内生式互助养老”模式进行解构，识别内生式互助养老的实践路径，明确迈向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机制。研究发现，追求“老有所为”的老年精英具有触发互助养老行为的原始动力。“内生式互助养老”模式以内生老年精英为关键组织主体，以能体现老龄群体集体意志的组织架构为实践载体，以扎根于熟人社会的邻里道义为伦理保障，促使留守老龄群体达成自组织互助养老的集体行动。内生式互助养老能够在老龄群体内部形成可持续运行的实践机制，以差序化的分类动员机制激活内生主体源动力，以组织化的圈层互助机制培育稳定的互助能力，以公共规范的长期驱动机制建设支持性的社会环境，使养老从家庭私人领域转移到公共视野，获得村庄公共道德的监督和保障。农村内生式互助养老模式的长效实践，为低成本、高福利地解决农村养老问题提供了可行方向。
全文链接：见《农业经济问题》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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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李向振、刘璐瑶、李顺：《中国民俗学研究2023年度报告》 ，《民间文化论坛》2024年第2期。
摘要：2023年中国民俗学发展态势良好，在学科建设与理论探讨、历史民俗学与学术史研究、民俗体裁个案与实证分析、海外民俗学理论与个案研究译介、钟敬文先生纪念专题等方面均有突破，同时在不少方面亦有进一步探讨的学术空间。本年度中国民俗学研究呈现出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有所推进，但总体后劲不足，主要表现为反思和检视既有理论力道有待深入，结合时代需要和本土经验创建相关理论体系有待跟进；第二，传统民俗体裁仍然是研究领域的主要分类标准，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个案和实证分析尚未有效展开；第三，国外民俗学研究成果持续引入国内，一定程度上充实了国内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与此同时，国内民俗学与其他邻近学科对话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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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贺雪峰：《资源性质如何影响村级治理》 ，《学海》2024年第2期。
摘要：由村庄集体来供给农村公共物品，就是“村社-农户”的短循环，这与“国家-农户”的长循环是完全不同的。“村社-农户”的短循环可以精准表达出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偏好，可以采用最符合村庄实际的公共物品供给方案，可以最大限度调动农户参与村庄公共事业的积极性。“村社-农户”短循环必然要以民主为前提，村民自治是最好的载体，党建引领基础上的群众工作是村级治理的核心内容。一旦农户可以组织动员起来形成一个有活力、有主体性的基层社会，这个基层社会就可以与国家相配合。将部分国家资源划拨到村社集体，按照集体体制使用国家划拨到村社的资源，将国家资源变成集体资源，国家不再只是代替农民为他们做好事，国家资源下乡也就不再是慈善事业，而是通过资源下乡激活村社集体经济，动员村民参与到建设自己美好生活的事业中来。只有基层群众建立了对自己生活负责的体制，他们才能有主动性、有主体性，这样的治理才能更有效，这样的建设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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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张丹丹、杨华：《规则化自治的实践机制和内在逻辑——基于“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的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4年第3期。
摘要：当前,基层治理面临村民自治虚化的现实困境,具体体现为在组织结构上行政吸纳导致村治主体缺位、在组织过程中社会脱嵌导致村民参与不足。“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将村级公共事务决策纳入组织程序,通过制度化设置激活基层民主政治,以组织动员制度化、村庄社会组织化、村级权力规范化和公共表达常态化四个机制,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过程的公共性和治理结果的公共利益最大化。“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是行政激活自治的有效形式,能够实现基层民主制度化和基层民主实体化,呈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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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任知言：《找回家庭——农民工家庭生活的实体化模式探究》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2期。
摘要：在全国劳动力市场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半工半耕”成为西部地区农民家庭的普遍家计模式。西部地区所能提供的有限的劳动力市场空间造成了本地劳动力大量外流，近年来的产业转移与农民工回流也没有解决用工荒问题。家庭是经济发展与情感互动的统一体。中国社会文化传统蕴含着深厚的“家本位”价值观念，通过劳动力优化配置实现家庭积累的最大化在中国农民家庭中成为共识。然而，过分追求经济效益、罔顾夫妻情感表达的家庭策略带来了家庭破碎的风险。对中国农民家庭来说，打工行为是他们“过日子”生活逻辑的具体形式。应将家庭作为实体带回到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之中，实现家庭成员尤其是夫妻间的情感互动。“夫妻工”模式的出现既满足了农民家庭实现家庭高积累的发展目标，也兼顾了夫妻间的情感互动，进一步增强了家庭的韧性，激发了家庭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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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纪芳：《城市化进程中的集体经济制度变迁：路径、实践与反思》 ，《城市发展研究》2024年第3期。
摘要：城市化发展推动着集体经济制度变迁，市场化导向的股份制改造是当前集体经济制度变迁的主要路径。对股份制改造的两种具体形式进行考察，发现改制后的集体经济组织呈现治理主体社区化、收益低风险化以及分配福利化等特征；集体经济改制的实践逻辑与制度逻辑偏离，出现集体经济组织不完全市场化的悖论现象，这根源于集体经济制度运行中隐秘的政治逻辑，即地方政府的政治诉求与集体和农民的利益诉求发生耦合，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平衡政府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策略性安排，并在实践中沦为一种分利工具。从城市化发展的角度看，集体经济制度变迁要充分体现其制度性优势，适应城市化的发展要求，避免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制度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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